新華網(wǎng):據(jù)了解出版社在競爭《鄧小平時代》版權的時候非常激烈,這本書為何受到出版界的高度關注?
樊希安:在拿這本書的版權的時候,很多出版社都開出了自己的條件努力爭取,我想肯定不都是從經(jīng)濟角度去考慮的。在市場生存的需求之外,我們的終極目的不是經(jīng)濟利益,出版人都有一種使命感,我們?nèi)?lián)人也有,體現(xiàn)在《鄧小平時代》這本書上,就是一種出版人的情懷,一種推動社會進步、推動改革深入的愿望。
新華網(wǎng):此前關于鄧小平生平記敘的國外引進書籍較少,國內(nèi)出版物大多由鄧小平生前較為親近的人士撰寫,傅高義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敘寫會對國內(nèi)政要傳記著述帶來哪些影響?
樊希安:為什么由外國人來寫中國人的傳記?第一,外國人的寫作拉開了一個時空的距離,有一個很好的觀察和評價角度。同時作者作為一位國外研究學者,借助哈佛的研究平臺,搜集資料的范圍更寬,在閱讀和查證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寫作,讓他的觀察更準確。而且,傅高義本人堅持獨立創(chuàng)作,保持客觀和公正性。上世紀80年代他曾在廣東居住過七、八個月時間,專門寫了廣東的改革,那段時間他也堅持自費。毫無疑問,他獨到的研究能力和切身經(jīng)歷也是這本書產(chǎn)生的很重要的因素。

國內(nèi)的作者很難從他的角度寫,是因為我們身在這個環(huán)境當中,對很多事情的思考都跟自身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,“不識廬山這么面目,只緣身在此山中”,不容易跳出來去看問題,而我們對于像鄧小平、毛澤東這些歷史人物的評價恰恰是需要一個沉淀的過程的。另外,實事求是地說,跟研究方法也有關系。我們自己研究常常是主題先行,先有觀點再搜集材料,個人主義色彩和傾向很重,而外國人的研究方法是先收集大量材料,再通過材料去發(fā)現(xiàn)、認識問題,觀點也是在認識中形成的。而且,作為一個外國人,不受我們意識形態(tài)的影響,寫得比較放松,不像我們習慣性的用仰視的角度去寫偉人,他們用的是平視的角度。在我看來國外和國內(nèi)的兩種研究方法不能說誰高誰低,只是他們獨到的視角和寫作方式確實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。

新華網(wǎng):《鄧小平時代》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上出版,出于怎樣深層的考慮?
樊希安:我們選擇在1月18號這個時間節(jié)點上三地首發(fā)是有很深的意義的。我們此前注意到習近平同志南巡時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,強調(diào)將改革開放繼續(xù)推向前進,表明了新一代領導集體繼續(xù)走改革開放之路的決心。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也說過,不走老路,不走邪路,還是要走自己的路。我們理解就是還是要繼續(xù)進行改革開放。這種情況下,一本書伴隨著使命誕生,生正逢時。

我們本來是可以稍微提前一點,在12月份就可以出版的,但我們一直推到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這個時間節(jié)點上,這個重要的歷史政治節(jié)點對于我們的時代來講是具有非凡意義的。很多人對鄧小平92南巡講話有著很深的感情,就像我們后來給這本書重新定名為《鄧小平時代》一樣,我們每個人都從這個時代走來,并且現(xiàn)在仍舊處在這個時代里,時代和每個人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。三聯(lián)書店也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得到了新的發(fā)展,我們對于繼續(xù)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也有著強烈的愿望,我想三聯(lián)書店有責任參與推進這個偉大的潮流。

新華網(wǎng):您預計這本書可能會產(chǎn)生什么樣的影響?
樊希安:50萬冊在發(fā)行當天就被訂購一空,初步調(diào)查每天在全國各地銷售15000冊以上,預計總銷售量在100萬冊以上,它引起社會反響的程度已經(jīng)超出了我們的意料。最近有一些國外的評論說到了《鄧小平時代》的熱銷對于推進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意義,我想這是社會上對改革的一種渴望,這本書恰恰切中了讀者的需求,它甚至可能會成為一個標志,通過一本書,推動新一輪的改革。
新華網(wǎng):學術著作一般較難成為暢銷書,但近年像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還有這本《鄧小平時代》等都是學術著作卻特別暢銷,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種現(xiàn)象?從中可以解讀出什么?
樊希安:我認為有多重原因。首先三聯(lián)書店現(xiàn)在出的學術書已經(jīng)不再是八股的東西,而是“學術的思想,思想的學術”。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感慨,原來學術書還可以這么寫!外國人寫的學術著作,很有自己獨到的內(nèi)容創(chuàng)新。

比如在對鄧小平的評價問題上,我們此前的認識都是“總設計師”,而他則認為鄧小平是“總經(jīng)理”,理由是他所認識的改革開放是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經(jīng)歷,其實是沒有藍圖和框架的,也就是沒有設計圖紙,沒有圖紙怎么能說是設計師?但是鄧小平是領導大家干這個事情的,就可以說是“總經(jīng)理”。這些角度都很有意思,我們不能說他說的不對,但是他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。類似這樣的認識在他的書里是大量的,而且很值得我們思考。

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他研究問題的態(tài)度比較平和,不靠主觀臆斷,文風也輕松、清新、不講套話、不傷害任何人,力求在平和的態(tài)度中做到公平公正。

新華網(wǎng):您認為圖書出版與社會時代發(fā)展潮流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?
樊希安: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,出版人和作者之間的關系。我認為首先起作用的還是廣大的作者,他們作為社會的精英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成果。出版人作為一種組織者,要和他們保持很好的互動關系,有時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角度,來幫助作者更好地完善作品。此外很重要的還有著譯者,我們出版人要感謝他們的努力。我們通過把觀點進行共享的方式,共存共榮,共同推進社會進步。
新華網(wǎng):小平同志在外交上對我們影響很深的一個詞是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,而傅高義先生在《鄧小平時代》這本書里對他外交時個性化和銳利的風格描述讓人印象深刻,您怎樣看待兩種形象的差別?現(xiàn)在有一種聲音認為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的外交策略對目前的中國而言是否應該有所改變,您怎么看?
樊希安:我是這么看的,鄧小平提出的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是一個國家重要的長期指導思想,和他在外交場合體現(xiàn)出的強硬個性并不矛盾。小平同志在外交場合一直以來都有他個人的風格,在國內(nèi)其實也是一樣干脆利落的形象。但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是指導中國外交的一個方針,實際上是說我們在實力還比較弱的時候不要強出頭,而是要集中精力進行經(jīng)濟建設,給自己爭取發(fā)展的時間。

現(xiàn)在有人說我們國家已經(jīng)強盛了,鄧小平確立的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的政策是否會有所改變。我個人認為,我們國家雖然經(jīng)歷了較快的發(fā)展,但目前仍然處在發(fā)展過程中,仍然要堅持這個策略,盡量避免節(jié)外生枝。鄧小平時代還沒有過去,他確立的韜光養(yǎng)晦的指導思想也沒有過時,但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可以采取更加靈活的策略。我們有些人有時思考問題比較急功近利,有時候會產(chǎn)生一些激進的想法,這對于國家的發(fā)展進步有害無益。我們媒體人以及出版人,更是要利用我們的微薄之力推動改革開放,讓“中國夢”早日實現(xiàn)。

新華網(wǎng):對于鄧小平的很多問題,在這本書之前沒有公開出版物如此直白坦率的敘述過,在引進這本書的時候有沒有進行一些修改,如何在尊重作者研究獨立性的同時保證準確公正?
樊希安:我們是沒有改過的,不可能去改。有的地方我們有刪減,是因為作者有些資料比較廣泛。我們與很多黨史會議記錄中更準確的資料對比進行了刪減,大概刪掉有一萬多字。作者認為我們的處理是妥當?shù)?,比較滿意。這種處理也讓這部著作更具有權威性。
新華網(wǎng):您所理解的“鄧小平時代”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?
樊希安:鄧小平時代最核心的關鍵詞,我認為是“探索前進”。小平同志有探索的勇氣,讓改革得以順利進行,這是我們要充分肯定和堅持的。同時,我們也看到他本人的一些局限性,反映在改革過程中的一些不全面之處,也值得我們進行一些思考。我們每個人現(xiàn)在都處在鄧小平時代里,這個時代還沒有過去。我們現(xiàn)在對他的思想價值和時代意義認識還遠遠不夠,堅持改革的意志還不夠堅定。重新認識鄧小平,可以使我們在改革的路上走得更深入、更穩(wěn)健、更堅定。
新華網(wǎng):這本書大部分都是在介紹改革開放以后的事,關鍵詞就是改革,三聯(lián)今年圍繞這個主題還有哪些出版計劃?
樊希安:今年還有一些,我們前后用三年組稿的吳敬鏈先生的《重啟改革議程》,目前已經(jīng)在售,也很受關注。像《三聯(lián)生活周刊》也會配合改革制作一些專題,拿出一些篇幅討論一些問題。此外,我們還在聯(lián)系一些國外的改革方面的著述,已經(jīng)有專家在寫《蘇俄經(jīng)濟改革二十講》,看看國外改革方面有沒有值得借鑒的東西。
新華網(wǎng):請您用一句話來推薦下這本書。
樊希安:讀這本書可以明了我們改革的艱辛,增強我們的信心,明確我們改革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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